举办撒海涛、朝克、刘梓琳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答辩委员会对三位同学的学位论文进行了详细点评并提出问题，三位同学一一进行了回应，经答辩委员会无记名投票表决，都同意通过三位同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撒海涛博士的论文题目为《蒙古征服时期关陇地区权力结构研究》，指导老师为杨晓春教授。
元代关陇地区因“据要重以控西北南三陲”、 “当天下一面”、“形胜之雄”的区位优势，使得蒙古统治体系当中掺入宗王出镇、世侯驻守、重臣出任等多种政治要素，共同构成关陇地区的权力结构。蒙古征服时期关陇地区的权力结构问题不仅是一种区域研究，更是与蒙元前期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的政治、社会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文章的主要议题，是以蒙古征服时期关陇地区的权力结构为核心问题，来理解和认识关陇地区政治权力的演进及其基本特征，并由此对蒙元史研究乃至中国古代史领域中的若干重要问题予以回应。
相较别的地方，学界关于蒙元时期关陇地区的相关研究尚谈不上很丰富，如果我们注意到蒙古征服时期关陇地区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会发现已有研究尚未完整、准确揭示蒙元初期关陇地区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文章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引申出蒙古征服时期关陇地方权力结构的制度设计、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失衡与变态、关陇区位的上升进程等三个主体问题做综合论述。文章认为，“征服”这一要素是影响蒙元之际关陇地区政治演进的关键，因征服南宋四川地区的实际要，蒙廷进行了一系列特殊的制度设计，然而，此种设计因赋权过重，往往导致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失衡，集中表现为一系列突发政治事件。与此同时，长达半个世纪征服过程中，关陇地区一直充当蒙古后勤基地和军事大本营，关陇区位价值在此期间得以上升，深刻影响了关陇地区的历史走向。
刘梓琳博士的论文题目为《晚清民国南海北岸地区群体与海域交流研究》，指导老师为杨晓春教授。
南海北岸地处“海上丝绸之路”东段，是中外海域交流的重点区域。自唐代以来在南海北岸就有活动，并长期在南海交通扮演重要角色。至清代，广州和三亚依然维系着传统的聚居区。晚清民国以来，南海北岸社会出现重大变化。随着海上交通的进一步开放，中外交流在南海北岸传统聚居区有所深化，形成新的人员流动与文化交流模式。“香港开埠”等重要历史事件促成大量南亚裔迁居香港与澳门，并在此繁衍生息，为新型聚居区在港澳两地的形成奠定基础。晚清以来海上交通条件的日趋便利推动三亚参与到“下南洋”的队伍中，以此深化南海南北两岸的中外海域交流。
文章由绪论、正文和结论组成，主要史料为碑刻、档案、报刊、族谱与地方志。正文分为四章，分别以南海北岸聚居的四个区域为中心。第一章以广州为中心，研究重点为广州寺碑刻的变迁。第二章以香港为中心，主要展示香港中外共处的社群模式。第三章以澳门为中心，讨论澳门发展背后的海上交通网络。第四章以三亚为中心，通过梳理三亚下南洋的历史，从中分析中外如何逐步实现环南海的人文交流。
文章的创新之处大多数表现在两点：史料创新与视角创新。在史料创新方面，本文不仅发掘族谱、档案等新史料，也把多元史料联结起来；在视角创新方面，本文的视角创新大多数表现在两点：一个是时代选取，另外一个则是群体互动。
相比过往对知识传播和财物流通的侧重，这一时期南海北岸四地域的海域交流在群体互动上得以深化。随着南海北岸海域交流的逐步发展，去参加了的海外群体更为多元，例如迁居港澳的南亚裔包含了古吉拉特人、旁遮普人等族群。中外在港澳的活动促使两地形成新型聚居区，从而扩大南海北岸海域交流的区域范围。南海北岸群体在晚清民国时期参与的海域交流活动对当代海域交流和中外关系有深远影响，是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继承。本文认为，对晚清民国时期南海北岸群体与海域交流进行研究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晚清同治到光绪年间清朝的西北边疆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如果按时间线排列的话，先后顺序是，阿古柏入侵新疆、沙俄占领伊犁、中俄伊犁交涉、《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新疆建省，如果在这条时间线上向前追溯，源头都能追溯到同治三年的那场事变。
同治三年新疆的件包括以下几个事件：南疆库车的叛乱，该叛乱之火曾沿着天山烧至乌鲁木齐；二是来自浩罕的阿古柏入侵新疆；三是同治三年发生的“伊犁事变”。此事变与其他事件关系紧密，但是有其相对独立起源。伊犁是清代新疆权力中心，在中心地带发生的“伊犁事变”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最重要的事件，研究却最薄弱，历史面貌最模糊不清。
对于阿古柏入侵、沙俄占领伊犁、中俄伊犁交涉、《中俄伊犁条约》、新疆建省等问题，中外学者关注较多，成果很丰富。但是“伊犁事变”，关注的人相对较少。关于伊犁事变的爆发原因、过程和发展脉络等，至今有很多事情还不清楚。包括金浩东、野田仁以及《新疆简史》第二册等，在讨论同治朝新疆的事件时，会提到“伊犁事变”，但是他们的侧重点都不在“伊犁事变”，都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
到现在为止，对“伊犁事变”还没有有分量的专题研究，历史画面残缺而模糊。如果究其原因，就是库车叛乱以后，蔓延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失陷，道路被切断，文报不通，北京与伊犁失去联系长达7年，因此清朝官方史料极少。所以到现在为止，“伊犁事变”到现在都是薄弱点或空白点。
文章利用满汉文史料，考证从同治二年到同治十年整个“伊犁事变”的过程和发展脉络，相较于陕甘事件和南疆阿古柏之乱，“伊犁事变”是相对独立的事件。如图所示，伊犁是清代新疆的军政中心，清代伊犁地区的布防犹如铁桶，外有伊犁四营驻防，内有伊犁九城互相防护，乾隆皇帝在此地布防的目的是为了防范沙俄和哈萨克，，“伊犁事变”对清朝统治新疆的权力最核心进行了破坏性的瓦解。“伊犁事变”爆发后东干率先占领了伊犁九城中最东侧的宁远城作为其根据地，导致伊犁的台站系统全被破坏，伊犁与北京文报不通，同时也阻挡了清军进入伊犁的救援。更为致命的是无论是察哈尔营、厄鲁特营和锡伯营前来营救伊犁都无法绕过此地，这为东干和塔兰奇人占领伊犁提供了契机。以往学者利用的常见史料中，这一部分的历史几乎空白。本文利用“伊犁事变”亲历者的多种回忆录和相关俄文、汉文史料，比较清晰的描画出“伊犁事变”的全貌，这也是前人研究对于“伊犁事变”的模糊和空白。
其次，关于苏丹伪政权的统治。关于这一个问题，前人研究只有刘志霄在《尔族历史·中编》有初步的研究。本文利用《木速鲁蛮反清战争》《塔兰奇史》《伊犁史》等材料对苏丹伪政权的历史进行专题研究。揭示这个政权内讧和仇杀的历史。伊犁事变彻底瓦解了伊犁将军为中心的统治中心和权力结构，打击了新疆的满洲，客观上为新疆统治中心东移乌鲁木齐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