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博士不好考。我连考了3年，才进了这个门。”作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第一个现役军人博士研究生，也是截至目前该院唯一连续考了3次的博士研究生，王书峰这样说。王书峰是1990年通过高考进入合肥炮兵学院学习并参军入伍的，此后，又在国防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98年来京工作之后，他经常利用节假日时间到北京大学听讲座。
直到那时，王书峰的学习生涯依然没有离开过军队。但不久之后，他却选择了到北京大学这样一所与军队并没有太大联系的学校攻读博士学位。而促使他作出这样决定的，是一件和退伍老兵有关的事情。
有一年，王书峰看到几个退伍老兵因为对自己的安置转业工作不满到国防部大院，交谈之中，老兵的讲述让他陷入了沉思。
“那几位老兵提出转业时，被安排进入了一家工厂担任副厂长，但过了几年，这家厂子倒闭了，他们自己也没有了职务，甚至生活都出现了困难，只能来到这里。”王书峰说。
老兵的经历让王书峰意识到，转业军人的就业安置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为什么安置会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目前的安置政策属于职务赋予型，这中间便有几率存在一些问题，我觉得对这些政策，有必要系统地研究一下。”
基于这样的想法，王书峰下定决心攻读博士学位。“从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说，我考博士就是冲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去的，我想从多角度把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实质找出来。”他说。
当时王书峰如果考取军队系统的博士学位并不难，但他却一门心思地想考北京大学。“北大在社会学、教育学等方面研究得还是很有深度的，这也是吸引我的地方。”但由于当时并没有实施“强军计划”，身为军人的王书峰并没有正真获得什么照顾，在连续两次落榜之后，王书峰终于在2003年成为了北京大学高等教育专业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
“用一句话概括我的读博感受，就是在打仗、在攻山头，必须冲上去，没有退路。攻山头很累，但攻下之后的感觉很美。”王书峰说。
从攻读博士学位的那一天起，王书峰便开始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忙碌了起来。可能在别人看来，用4年的时间来完成一篇论文，时间还算宽松，但对他来说却“非常紧张”。
“研究一个课题，要经历一个从现象到问题、从问题到规律、从规律到方法的过程，而这必须是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王书峰说。
对于队伍军人的安置，王书峰过去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这里面有一些问题，但如何将这样的一个问题进行量化、如何深入研究，他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途径。而且从一开始，他便没有把这样的一个问题看得很简单，而是希望从社会学、教育学等方面综合考察，得出一个系统的研究成果，这就需要王书峰掌握多方面的知识。
除了将自己教育学的本专业学好之外，他还要系统学习社会学的相关理论知识以及历史学的相关课程。“而且相比较起一些自然科学，社会学必须读原著作品，否则就没办法充分领会一些内容。”这一些内容加在一起，让王书峰的博士生活永远是那么匆匆忙忙。
“现在想起来，那一段时间是不堪回首的！”王书峰说，那时候除了应付一些工作、生活上必须的安排，一天到晚大多数都是在捧着书本学，“已经不太好计算一天究竟学了多长时间了”。
在学习社会学相关理论时，王书峰需要研究一本人民大学出版的关于政策分析的书。这本书，他一次便买了5本。
“这5本书，我在宿舍里面放了一本、自己随行的包里放了一本、家里的床上和卫生间各放了一本，办公室里又放了一本，这样就保证了不管到啥地方，只要有点时间我就能看一会儿。”王书峰说。
“4年的北大学习，自己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一点成绩，是陈老师悉心培育的结果。导师敏锐而深刻的学术见识、大度而宽容的待人之道，让我们这些学生非常感动与折服。”王书峰这样评价自己的导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学飞。
王书峰说，导师的欣赏和鼓励是促使自己在学术研究上不断深入的动力。学术研究讲求原创性。原创的东西往往都是不成熟、不完善的。陈学飞格外的注意呵护并激发学生的原创冲动。“个别学校的学生见到导师就像打工者见到老板，气不敢喘、话不敢说。在北大教育学院完全不是这样。特别是我，在导师面前话特别多。尤其是上讨论课，经常是两个小时的课，一个多小时是我在说。陈老师鼓励我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并帮助我分析、完善。在这种交流、讨论、碰撞的过程中，一篇论文的理论脉络和创新点就显现出来了。”王书峰说：“我学的是教育学，从导师身上，自己对教育的本质有了新的感悟，这就是欣赏与鼓励。”
在经历了4年“不堪回首”的博士生活后，2007年，王书峰的博士论文《美国退伍军人教育资助政策研究》终于完成并顺利通过了答辩。
2007年博士毕业后，王书峰又回到了总参谋部，而在今年5月份，王书峰忽然接到电话通知，《美国退伍军人教育资助政策研究》一文已经获得了第四届高等教育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称号。
对于获得这项荣誉，王书峰坦白说自己没有什么思想准备。而且对于这份荣誉，他也看得很淡。
“从开始准备考博到博士毕业，我总共经历了7年的时间，应该说这份奖励更多的是对我着7年努力的一种认可。”王书峰说，而且在刚刚考博的时候，他已经是团职干部了。于是，对于他的考博行为，“镀金”之说也就不可避免地曾经出现过，而取得了这样的成绩，也算是对这种观点的一个否定。
相比较这一个更偏向于学术的荣誉，这篇论文所带来的一些实际影响更让他感到兴奋。
从去年11月开始，王书峰的论文便已确定进入到了总参谋部的政策制定环节。而在今年的征兵环节中，征兵的主体便开始由待业青年转向在校大学生。
同时，国内好多省份开始在老兵退役后，不再是单纯地安排岗位，而是出资安排老兵进入大学深造，这些政策上的改变都受到了王书峰论文中的一些观点的影响。
“我感觉在我们现有的体制下，只要一项研究结果言之有理、言之有据，就能很快被体制所吸收、利用。”王书峰说，一篇论文写完后，若能够得到一些认可，尤其是在实际工作中能获得一些运用，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在完成这篇论文的过程中，王书峰陆续将自己的一些观点在北大和军队方面的杂志上进行发表，这些观点也曾引起一些领导的共鸣，并很快进到了政策环节。“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取得一些成效，我觉得很开心。”王书峰说。
